毛乌素 治沙劳模的光荣与尴尬
张立勤
白春兰：治沙女杰堵不住债务窟窿
白春兰的家就在“一棵树”。
“一棵树”以前真的只有一棵树，就在宁夏盐池县沙边子村。这儿处于毛乌素沙漠的南缘。有民谣唱得形象：“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井泉被沙压，房埋沙里头。屋里白天要点灯，屋外抬脚不见踪”。
现在，“一棵树”终于成了“十万棵树”。
24年前，年轻的白春兰憋着一肚子气在沙边子村发誓，这儿有水，不怕种不活树，不信就治不了这沙！
可现在，白春兰眼望着2400亩越长越高的林子，忧心忡忡。
“本来指望着种上树，长大了能卖钱，可是……”
本来——治沙造林一直是国有林场的事情。1980年代初以来，国家林业部落实了林业生产责任制，鼓励群众从国营林场承包治沙，实行“谁治理、谁管护、谁受益”的政策，陕西省定边县、靖边县、宁夏盐池县等毛乌素沙漠边缘地区，逐渐涌现了一批民间治沙大户。比如白春兰。
可是——2002年1月，我国开始实施《防沙治沙法》，禁止砍伐生态林，县里也出台了“砍一罚十”的具体办法。
开始是惊讶，继而懊恼，接着就是叹气。白春兰只觉自己当初种树致富的梦想就这样破灭了。
不仅卖不了钱，还欠下了一屁股的债。从1980年治沙到现在，她累计投入100多万元，其中贷款60万元。去年有30万元已经到期，另外30万元明年就到期，每年得还上4万元的利息。
“这么大款子压得人心直发慌。”她对前来考察、采访的人反复念叨。
“啥时能还清？”有人问。“哪能还得清？树不让卖，我现在就是没钱！”
儿媳妇在一旁感慨，“以前治沙多辛苦，国家没有补贴，全是自己借钱、摸索，爸爸劳累过度，得了肝硬化去了。前几年家里还有点钱，又贷了15万元，全投进去了。后来边投入边还贷，窟窿就越来越大啦！
现在要说没钱，村里人都不相信，说你这个劳模盖了那么好的房子，咋会没钱？“
两个月前，白春兰做胆结石手术，4000元手术费还是向亲戚朋友借的。“当时痛糊涂了，钱还是儿媳妇去借的，到现在也没还上。”她笑得很勉强。
在白春兰的家里，有一间“荣誉陈列室”，铺天盖地的荣誉证书、奖杯，与她无奈的表情形成强烈反差。
从1985年起，白春兰就获得了国家林业部、宁夏回族自治区颁布的“治沙女杰”、“绿化标兵”、“扶贫女状元”等荣誉称号。
白春兰抚摩着大红奖章，嘴角泛起一丝苦涩，喃喃道：“劳模不好当，以前再苦，可没欠债，心里踏实；现在这么穷，压力就大了。”
牛玉琴：一边是借条 一边是希望
晚饭是一大盆酱油土豆烧白菜，还有一锅米饭。一家人蹲着就吃开了。
多少年就是这样粗糙地过下来的。
如果不是治沙欠下的252万元贷款，牛玉琴的日子会是村里最红火的。
她的家在陕西省靖边县东坑镇金鸡沙村。15口人的家，牛玉琴是主心骨。小儿子张立强已经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毕业，是家里最有文化的，成了母亲的军师。
“我现在坐的这地儿，以前全是大沙梁。”张立强说。现在，这儿是宽敞的四间大瓦房，外墙贴着白瓷砖，平整、洁净。
80多岁的老父亲见我们说得热闹，忍不住插话道：“以前一进沙窝只见沙，现在你去看看，草密得人都过不去，蛇一窝一窝的，飞鸟又回来了。”
夕阳西下。穿过沙柳林，又穿过柠条林，不时有花尾巴的喜鹊、灰翅膀的白鹚在前引路，野兔子倏忽就钻进草丛间不见了。
此时的沙漠静穆得近乎庄严。北望，极目处就是内蒙古的地界，隐约可见赤色的沙丘；南望，则是树与草交织的绿色海洋。
踏上高处的沙丘，牛玉琴的目光就紧盯着沙地：“瞧，这些杨树苗子、沙米苗子今春才种下的，都冒出来了……”看孩子似的怜爱、温柔。
“我8岁时来这里，能看到这样的绿苗子，就稀罕得很咧。”儿子张立强抓起一把土，往下深刨了几下，“看看，种活了树和草，土质都变了，松软得很，再过几年，种啥啥不长？”
治沙大户，当初大都有这样的“如意盘算”，承包沙地种树，等树长大，就能卖个好价钱；种树还能防风固沙，沙子治住了，就可以种庄稼或者别的什么，比如药材；地里的庄稼药材再一卖，日子不就更好了么？
现在树间就种了20亩甘草、大黄，这是实验性的小面积种植，“治理沙地后，储水储肥量提高了，可以种药材，这是以前没法想象的。”
牛玉琴的表情有几分欣慰。
从1984年承包了靖边县金鸡沙1万亩沙地起，牛玉琴至今已签下了11万亩沙地的承包治理合同。一家人苦干巧干，光杨树就种活了1000多万棵，在她的沙地版图上，“绿区”已经延伸到8万亩，而“红区”在一天天萎缩。
“解放初，靖边县沙丘年移动速度3－8米，年风沙日60－90天，还经常出现突发性的沙暴。通过多年来的治沙造林种草，目前沙丘移动速度已控制在1米之内，大风日也减少到6天。‘门外黑风家点灯，十步之内看不清’的现象已成为历史。”靖边县提供的一份林业建设报告这样写道。
“以前一年种好几次庄稼，收成还不见好，一起风沙麦苗全被压死。当时想着，沙治好了，我们都能富起来。”
牛玉琴叹了口气，算起了家里的收支账：种了140亩玉米、土豆，养了140只羊，16只猪，一年可收入8万多元，人均可达2000多元。可一套上还贷的“紧箍咒”，就吃力了。
“治沙最困难的就是资金。”牛玉琴说。
这么多年，树种了不少，可外债累累，家里的借条就有一大摞。打一开始就借高利贷，5分、3分、2.5分的，她都咬着牙借，光这些欠债就有几十万。到现在，从农行、建行贷的252万元还没还，眼看就要到期了，拿什么去还？
有一年，她上省城开陕西省劳模会，临走时，瞧了瞧身上补丁摞补丁的衣服，犯了难。
“当时没法子，借了县妇联主任的衣服装了回体面，临了她还塞给我5元饭钱。”牛玉琴猛吸了口烟，又沉默了。
石光银：“绿色银行”取不来钱
有人曾给石光银种树的数量打了个比方：把这些树从定边一路排下去，可以一直排到北京。
说起这事，石光银挺自豪。这些年，他获得的荣誉称号、证书和奖章自己都数不清，有省里颁的，有国家发的，还有联合国的。他最看重的还是国家林业部颁的“治沙英雄”的称号。
“治沙英雄，全中国到现在也只有一个。”他伸出一个手指，满含笑意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石光银的治沙“雪球”是毛乌素滚得最大的。20年前，他咬牙卖了家里当作命根子的牲口买树苗子治沙，干到今天，他已经大张旗鼓地闹起了股份制治沙——就是让农户以劳力入股，滚动发展。
至2004年初，石光银与国有林场、村委会先后签下了6份承包治理荒沙的合同，面积达22.8万亩，已治理面积达到21.7万亩。
1997年，林业部来人给石光银治理的5.8万亩长茂滩林地作评估，半年后得出结果，资产约3280万元。
这只是一小部分。那么21.7万亩的资产有多大？众人一想，都咋了舌。于是有人对石光银说，老石，你可发了！
可是，此时的石光银正被1000万元贷款压得直不起腰来。这还不算，外界还很怀疑：1000万贷款都用在了哪？治沙能花这么多？怀疑的目光不由扫向石光银属下的4个分公司。
这个问题立刻激发了石光银，他双手挥舞：“一定要跟你算清这笔账，也好对群众和国家有个交待。”
从1984年治沙起，石光银就开始借高利贷，3分、5分利的都有，驴打滚儿借贷还贷，连本带利就是30多万。
“不借咋办？拿什么来治沙？”他的八字眉耸成个愁苦的小山，黑黑的脸敛起仅存的一点笑意。
1996年到1998年，石光银的债务负担越来越重，入股的农户纷纷退股，甚至集结闹事、封门：“老石这不是逼得咱卖老婆娃娃吗？这日子咋过？”
石光银望着窗外丛丛绿色，陷入空前绝境：“绿色银行”取不来钱哪！
“再借高利贷，退股！可不能亏欠了人家，失信于人。”他咬紧牙关，渡过了难关。
1997年、1998年，石广银获得政策性贷款360万元，还清所有的高利贷、欠债和劳务费。
2001年，林业部了解情况后优先“照顾”，他一咬牙贷了1000多万，首先得还到期的贷款，连本带利去掉了510万。
剩下的贷款又往沙地里投。如此，真正投入到第二、三产业的只有100多万元。目前，其旗下的食品厂、水厂、奶牛厂和砖瓦厂都是通过民间集资、股份合作运作的，大都在去年刚刚启动，也许将来每年可收入60万－70多万元，可贷款年息就是71万元。
这些年来，治沙只有投入没有产出。何谈偿还1000多万元贷款？
最近一次贷款，他拿的是30多家亲戚朋友的房产做抵押。
“老石要是林子造不成，倒闭了，我们的房子也没了！”亲戚们忐忑不安。
在6份承包荒沙治理合同中，记者注意到，1992年石光银和国营长茂滩林场签订了1.6万亩的《荒沙荒地治理合同》，承包期为10年，规定“承包期满后，承包地内种植的所有树木，甲方（林场）应按国家定价全部收回，价款80％留给乙方（石光银治沙公司）”。
也就是说，如果按合同把这些树卖给林场，他就能拿到80％的回报。当然，这笔款子虽不足以解决全部的债务负担，但应该也能救救急的。
可是到了2002年1月，石光银却将承包及延包面积扩大为5.8万亩。
“合同到期了，不续签，那1000万贷款咋贷得回来？”他解释。
再说，如果真要按合同兑现，国有林场哪里能拿得出这笔数目不小的款子呢？1985年后国家就不给林场拨款了，林场大都陷入瘫痪状态，连职工工资都难以为继。所以，石光银继续承包的举动倒是令国有林场大松了一口气。
现在石光银还是一门心思想着治沙。他没事时就爱到林子里转悠，看看杨树是不是又高了一截，沙柳是不是该平茬了，边走边比划，抚抚这棵树，摸摸那株苗子，笑起来很忘情，幸福得像个老小孩。
即便政策允许伐树兑现，他会舍得吗？
后走不吃亏，先走咋就吃亏呢？
除了头上那座贷款的大山，另外一件事也让这些治沙大户们耿耿于怀。
2002年，国家正式启动退耕还林政策后，对新造林每年每亩补贴50元，如此将执行8年，而在此之前的造林则不享受这项政策。
也就是说，这些治沙大户的树都种得太早了，所以享受不到这个补贴。
石光银算了一笔账。如果按国家新政策计算，他的22.8万亩林地，能得的补贴至少在6000万－7000多万元。
可惜，这只是一笔虚拟的账单。
“后走不吃亏，先走咋还吃亏呢？
国家应该好好鼓励治沙造林的人，做到先走不吃亏，后走也不吃亏。不然的话，又辛苦又没享受政策，太不平衡了！”石光银较起真来挺执拗。
谁都知道原来造林的艰辛，什么都是人工，没有推土机，沙丘得一锹一锹铲平；没有技术指导，得自个儿一点点摸索；国家不给树苗子，得卖家当、东拉西借去买。
盐池县苏步井的王锡刚面临同样窘境，“以前没有政府补贴时，咱造了那么多林子；现在政策有补贴了，咱又拿不上，什么都没赶上。”
他很不平。
当初为了买树苗子造林，全家口粮卖了，车子也卖了，王锡刚治沙20多年，原来沙害重灾区的地带，已经变成了一片绿洲。可是眼下，20多万元的贷款让他伤透了脑筋。
下一步他寻思着就地取材，弄个杨树深加工什么的。“可是，想干点啥，又贷不到款。”
上次有扶贫款，三个儿子去贷，人家说老子贷了那么多，现在不能考虑儿子。儿子们只好回来生闷气。
本来，2001年2月24日国家有关部门出台了一个意见支持治沙，规定“国家每年发放治沙贴息贷款”。这一举措确实帮当时负债累累的治沙大户解了一时燃眉之急，但社会上也由此掀起了“治沙热”，不少人以治沙为名行套贷款之实，结果，一些贷到款的公司和个人并没有把钱用在治沙上，一些真正治沙的人 还是缺钱，再后来国家有收缩治沙贴息贷款政策的倾向，再贷款就更难了，何况，王锡刚还有“旧债未偿”的不良信用嫌疑呢。
现在治沙，后代致富？
定边县林业局记录了县里民间治沙的成绩。从1950年代至今，在治沙包括退耕还林上国家已投入1个亿的资金，造林60万亩；而民间治沙大约投入了1000多万元，造林面积已达50多万亩。
“民间治沙肯定是将来发展的一种方向。”林业局副局长李青山预言。
是将来发展的方向，可现在该怎么应对呢？
白春兰一门心思想着找门路挣钱，想填补治沙留下的窟窿。
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白春兰可谓是“多种经营”：家里圈养着150只羊、20头猪，种了30亩玉米、3亩大棚葡萄，还有4亩鱼塘。一年毛收入可达5万多元，可是来年投入至少两万元，一家人日子过得寻寻常常。
这几年，政府先后帮她打水井、盖羊棚，提供了几万元的“经济救助”，还是填不满治沙的窟窿。
说起来，当时政府对白春兰这个模范实在是很照顾的。
2000年一位中央领导到宁夏视察时，专程看望了“治沙女杰”白春兰，鼓励她带领群众走出一条沙产业的发展道路。2001年，在盐池县政府的扶持下，白春兰沙产业有限公司宣告成立。为了帮助她做好公司的管理决策事务，县政府还特地委派了一位科委干部作为兼职总经理。
但是总有令人沮丧的事在发生。
白春兰的林地后面的那方“海子”，清澈、碧绿，鱼儿自由游弋。
这个4亩见方的沙漠养鱼塘是1992年开凿的，每两三年打一次鱼，平均每年收入1000多元。十年了，一直如此，效益不见太大提高。
三年前种了100亩苗圃，投进去十多万，全赔了。“别人种得好好的，我的咋就不行？”她挺纳闷。是种苗不好，还是土质不行？请来技术顾问，也没问出个所以然来，只好认了。
前两年她种果树，不知咋的全死了。“可能这地方盐多了吧。顾问、专家请的不少，可就是带不来什么信息。”她干着急。
今年春天，突然降临的低温天气使刚刚栽下的4000株新疆杨树苗子几乎“全军覆没”。午后的阳光里，光秃秃的枝干毫无生气地呆立着。
还有野兔子，啃树苗、吃草根，是造林的天敌。撒腿跑得快，一个月就生一窝，树苗生长的速度怎么也赶不上它旺盛的繁殖力。“没办法，太厉害，打不死也杀不尽。”她苦笑。
她想搞养殖，但没钱投入。“下一步我都不知道咋办！贷不上款，咋办？”
“宁夏盐池县白春兰沙产业公司”的匾额就放在墙根边上，似已被人遗忘。
白春兰沙产业有限公司只有家里的4个人，兼职总经理“有时过来操操心”。因为缺乏资金，现在几乎很少过问公司了。
“现在一批治沙大户陷入困境，主要是因为过去治沙造林没享受国家补贴，前期投入大，造成后期还款难。”盐池县林业局局长王富伟说。
进入2000年后，为了激发民间治沙的积极性，国家先后颁布了一系列的法规、政策。毛乌素周边各县也先后出台了相应的具体实施办法。
“但在实践中，我们也深深感到，光靠地方政府的经济扶持是非常有限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尤其针对这些对地方生态发展做出贡献的治沙大户，国家政策上应该给予一定的生态补偿，对民间治沙立项也应该有所倾斜。”王富伟如是说。
石光银问题终于引起了林业部的重视，经过调查后上面有了精神：应该帮助石光银还旧贷，贷新款，减轻他越来越重的财务负担。同时，鉴于牛玉琴问题与此类似，林业部同样“应该调查，予以解决”。
石光银、牛玉琴大松了一口气。但是，这样幸运的“特批”会降临到多少民间治沙者身上呢？
白春兰有时眼望着屋前望不到边的林子，喃喃道：“要说咱没钱也不对呀，喏，这些树可都是钱，可兑得了现吗？”偶尔，她也宽慰自己：“我现在是治穷了，可子孙后代就致富了。”
《南方周末》2004年6月24日
《读者》2004年.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