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怎样做儿子
盛大林
80 年前，鲁迅先生做过一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雄文，对旧礼教的绝对父权进行了无情的鞭挞，文中“若是老子的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 早已错了”的妙语，至今读来仍让人拍案叫绝。然而，斗转星移，时代变换。先生也许想不到，80年后的今天，“怎样做儿子”又会成为问题、并有讨论的必要 了。
开始考虑这个问题已有些时日。近年来，我不断听到父母状告子女不尽赡养义务的新闻。好像是“多子多福”变成了“三个和尚没水吃”，那些有子无着、风烛残年 的老人大都不止一个儿子或女儿，而这些子女拒不赡养的理由大抵不外这几条：或曰父母偏心对自己不好，或曰分家没分到东西，或曰父母没给自己留下什么。总 之，没有是因为自己太穷而无力赡养老人的。面对电视镜头，甚至在法庭上，这些人常常理直气壮，“义愤填膺”之余，还不忘声讨他们的父母，仿佛父母一无是 处，自己并无不该。法院的判决当然都是一致的，但判决书上写的只能是老人们在物质上的需求，他们的精神怕是永无着落了。
让我终于禁不住提笔做这篇文章，却是最近读到的一件事情。陕南某县（报道中“讳”去了县名，遗憾）有位叫王花蕊的老人，她有两个儿子，儿子刚几岁，父亲就 病故了。年轻的寡母含辛茹苦把孩子拉扯大。俩儿子同时考上大学同时毕业后，老大分配到地委，老二成了县中的教师。但从此母子成了陌路。大儿子生了儿子，老 母亲去看望，已是地委秘书科科长的儿子嫌丢人不认她，还对同事说：“是来上访的，烦死人了！”几年后，大儿子回本县当上了副县长，老母亲因穷困潦倒求救于 县长儿子，谁知辛副县长像打发乞丐似地给了她20块钱；一年后，老人流浪西安，终于饿死街头，辛副县长不得不赴西安。面对记者，他不承认死者是自己的母 亲，还操着官腔说，“这是本县的一位孤寡老人，我是代表政府来处理后事的。”（据5月2日《大河报》）——王花蕊老人真是死得太“荣耀”了，作为一个“孤 寡老人”，竟劳县长大人亲自不远千里来处理后事！只是“孤寡老人”是没有儿子的，那么辛副县长是什么呢？——大概他没有把自己当“人”看吧。这样看来，辛 副县长以前的所作所为也就不难理解了。但这样一个货色（不是“人”）竟为一县之“父母官”，真让人为那个县的百姓担心。
说来也巧，几乎在读到上篇报道的同时，我还看到另一篇有关“怎样做儿子”的文章。说的是杨澜采访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崔琦的事儿。崔在河南农村长大， 父母很早就把他送到美国去读书。当杨澜问崔琦，“如果当初您不到美国读书的话，会怎样呢？”杨澜说，她本以为崔会这样回答：“如果当初我不到美国读书，那 我很可能现在还在河南农村种地。”但崔琦却说：“如果我那时不出国，我的父亲就不会在三年困难时期饿死！”说着，他伤心地流下了眼泪。(据《报刊文摘》) ——一个世界顶级科学家，当他走到事业巅峰的时候，在回首直接关系到自己事业前途的往事时，他首先想到的却不是自己，而是生他养他的父母！同样是做儿子， 但做起来竟如此地不同！
“现在的子，便是将来的父，也便是将来的祖……所差只在一个时间”（ 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所以，现在正“做儿子”的人们不妨时常想一想，自己将来成了“父”、乃至成了“祖”，希望儿子们怎样做？假如自己也被子孙 弃之如敝屐，感受会如何？倘如此，“怎样做儿子”大概就不会成其为问题了。
(原载1999年6月29日《文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