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1-18 16:17
一个探险者的新大陆
一颗耀眼的后起之秀，
多元文化的融合与冲撞
世纪神话的梦想与光荣
欧洲接力棒在手，
美利坚何以称雄世界、笑傲江湖？
主持人：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会推出“大国之路”的系列节目， 首先呢我们和在座的各位一起来通过大屏幕认识一下李剑鸣先生。
一位少有所成的年轻学者，李剑鸣，美国史研究专家，36岁成为博士生导师，现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同时兼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长，多年来，他一直在从事美国史的研究工作，涉及的领域包括美国早期史、社会政治史、种族关系史，其成名作《文化的边疆——美国印第安人与白人文化关系史论》影响力不仅仅局限于历史学界，同时还引起了民族学文化学和人类学者的关注，此外的代表作《大转折的时代——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研究》，《美国的奠基时代》等等，也都深入地探求了美国文化史和美国早期发展历程，在学术界也赢得了广泛的声誉。
悬念小片
短暂的历史，多样的起源。
素有政治、经济、军事强国之称的美国
有着怎样深厚的文化底蕴？
百年来，美利坚所形成的文化特性，是如何渗透进它的崛起之路？
《大国之路——世纪美国》世纪大讲堂正在播出
李剑鸣：大家总在问一个问题，就是美国为什么能够迅速崛起，美国是怎样迅速崛起的。我的基本思路呢，就是想通过从文化史的视角来看一看美国在历史的过程当中究竟形成了一些什么样的文化特性；这些文化特性，它是怎么样影响了美国的发展，或者说给美国的发展提供了什么样的动力。我想主要从三个方面来切入这个问题。第一个方面，我想讲一讲美国文化的多样性与美国的发展；第二个问题，我想讲一讲美国文化的前瞻性和美国的发展；第三个问题呢，我想讲一讲美国文化当中的规则意识与美国的发展。下面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就是美国文化的多样性。我想首先就得谈它的历史起源。美国文化的起源实际上就是具有多样性的。过去我们都说美国文化起源于欧洲，起源于英国，这实际上是一种一元论的起源观，这种观点现在已经被很多的学者所抛弃了。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美国文化实际上它是在欧洲文化、美洲印第安人文化、还有非洲的黑人文化三种文化的交汇和互动当中而形成自己的特色的，所以说这三种文化共同构成美国文化的渊源。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说美国在几百年间就发展成为一个世界强国，这种说法呢可能就不是特别地恰当。因为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历史呢，确实是很短暂，两百多年；但是它作为一种文化的历史，同样是非常悠久的。因为文化主要的载体是什么？是人，去开发建设美国的人，他是背负着一个很悠久的文化传统，所以美国文化的发展呢，它实际上是在吸收了很多文化的长处和优势，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
第一帕结束
融合与冲撞，带给美国的是怎样的喜与忧？
务实与豪情，美国人多重性格突出的表现在哪些方面？
多种族多文化的国度里，
美国人如何应对多样性文化所造成的冲突？
《大国之路——世纪美国》世纪大讲堂正在播出
在这里我想特别地强调一下美国文化多样性当中的宗教的多样性。因为美国是一个宗教意识很强的国家。在今天的美国，经常去教堂的人一般在50%上下，而且世界上任何一种主要的宗教，在美国都有它的信众。过去我们在追溯美国文化的起源、或者探讨美国文化的特性的时候，往往会说清教，清教构成了美国文化的一个基本的特性。但实际上清教它仅仅只是新英格兰这一个地区的主导性宗教，而且清教本身在经历过一个不断地变化的过程，总的趋势是在不断地衰落。
因此美国没有国教。而且呢，美国是比较早地、比较彻底地实行了宗教宽容和信仰自由的国家，这是写进了美国宪法的。之所以这样呢，跟多种教派的竞争，跟很多少数教派的斗争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所以说宗教的多样性，它促成了美国是一个既有很浓重的宗教气氛，但是呢，它又是一个宗教上非常开明、非常自由的国家。
除了宗教的多样性以外呢，我想在美国这个社会还有一个很突出的现象，就是利益的多样性。其实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有利益的多样性，会有不同的群体，会有不同的群体所发出的利益诉求，关键是你怎么样看待这种多样性。有的社会呢，它是不承认利益的多样性的，或者说它只承认和保护某些特殊的利益，而忽视或者践踏其他的利益。在对待利益多样性方面呢，美国这个国家呢，应该说有它自己独到的地方。
这个可以从美国立国时期说起。大家都知道，美国从州到联邦，它的立法机构都分成两院，上下两院，联邦国会有参议院和众议院。为什么要分两院呢？它最初还有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要用它来代表不同的利益群体。英国的立法机构是由国王、贵族院和平民院三支组成的，是因为英国存在着三个等级：王室，贵族和平民。可是美国革命的时候，美国只有一个等级，就是人民；只有一个等级的话，那么是不是说就有一个一院制的议会就能够代表他们呢？美国革命时期的领导人不这么看，他们认为虽然人民是一个等级，但是人民当中有不同的利益群体，他们有富人，有穷人，有南部人，有北部人，有大州的居民，有小州的居民，所以呢他们这些不同的群体的利益，在这个国会当中都应该有代表。这样一来，从美国建国初期开始，美国人所设计的、所实行的这种政治体制，它就能够容纳、包容各种不同的利益，这样的各种不同的利益诉求都能够在这样一个既定的限定框架当中来获得解决，尽管它要做很多的斗争，付出很大的努力，但是它最终能够得到满足，它不需要推翻这个体制。所以说呢，美国体制它能够包容这样的多样性，能够尽可能地反映众多的这种利益诉求。使它的政治稳定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所以文化的多样性，对于美国来讲是一种非常有利的因素，尽管它没有很好地处理这种多样性，但是它的机制没有使这种多样性的好处遭到全部地扼杀。
还有呢就是，尽管美国的居民构成，它有众多的族裔，有不同的国籍来源，但一旦你成为美国公民，那么你就会有一种最基本的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这种最基本的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是建立在对于美国一些最基本的价值的认同之上的，这些基本的价值就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自由，平等，民主，宪政，法制。对于这些基本价值的共同信念，使众多的种族，众多的族裔能够求同存异，能够在一个共同的社会框架当中，用竞争的方式来谋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而且呢在遇到冲突的时候，美国社会呢比较推崇这种妥协和谈判的这种机制。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美国宪法它实际上就是一种妥协的产物。在美国的经济领域里面，妥协和谈判也是一种非常基本的方式，美国工会争取自己权益的方式，最好方式其实不是罢工，而是集体谈判。
下面呢，我想讲第二个问题，就是美国文化的前瞻性。。
这个可以举一个很突出的例子，就是美国的独立。是当时美国革命的一个主要领导人叫约翰·迪金森，他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呢，美国人之所以要起来反抗英国，并不是因为英国的“某一措施实际上带来什么弊端，而是从事情的性质看可能带来什么弊端”；他还说，“世界各国人民他们一般在自己感到危险已经降临以前就不会考虑危险已经到来了，因此他们都失去了自由，他的话的意思非常明确，就是说，你只有对于威胁自由的各种迹象保持高度的敏感，具有高度的前瞻性，你才能够保护你自己的自由。所以，这种思维逻辑跟我们所熟知的“逼上梁山”的逻辑，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美国文化的这种前瞻性，在这个社会的层面上它有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社会批判。这个社会批判，它实际上是起一种“社会预警”的作用，因为一个社会总会有很多的问题，美国人呢，对他们这个社会的问题的批判和揭露，那是非常出名的，如果你要把美国人批评自己社会的言论搜集起来，集中来看的话，那你会觉得美国社会简直一片黑暗，简直是危在旦夕，马上就要崩溃了。但实际上呢，这些言论都是出于一种“补天”的愿望所做的一种“社会预警”。
我们都说美国的发展离不开经常性的改革，而改革是怎么来的呢？改革往往受到了这种社会批判运动的推动，社会批判运动往往是社会改革的先导。这种具有“社会预警”功能的社会批判，可以说存在于美国历史的各个时期。有一个更加显著的例子，那就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黑幕揭发运动。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有一批新闻记者、作家、报人、出版商，他们用新闻报道、用纪实文学、用小说等等这样一些方式，来揭露当时美国社会的各种弊端。这些人因为揭露弊端揭露得太厉害，所以，西奥多·罗斯福不大喜欢这批人，说这批人就像一批手拿粪耙、只知道耙粪而不知道看前面美好事物的人，所以把他们叫做“耙粪者”。而这些人又很乐于接受这样一个名称，这样“耙粪”这个词就成了整个这场运动的一个代名词。正是这样一场“耙粪”运动，它推动了进步主义运动当中的很多的社会改革。而那些具有社会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就充当了改革的开路先锋。
这样说来呢，美国人就好像不是我们通常印象当中所说的那种实用主义者了。实际上，他们具有很强烈的理想主义精神。你比方说，马萨诸塞殖民地的创立者约翰·温斯罗普，他就是一个很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他当时带着一些疲惫不堪的移民，在波士顿附近登陆以后，那个今后日子怎么过都不知道啊，可是呢，他说全世界的人都在盯着我们，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山巅之城”，来发扬基督教的仁爱精神，来光耀我们的宗教信仰。这是种理想主义。美国建国一代的领导人，他们也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想在美国建立一个以公共利益为先、到处都盛行美德的这样一个无比美好的、超过古代任何共和国的这样一种共和国。但是后来他们很失望，而像杰斐逊这些人甚至痛心疾首，认为他们奋斗的理想流产了。华盛顿在他的第一次总统就职演说当中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我们现在所进行的政治实验，关系到“自由圣火的保存”，关系到“共和政体的命运”。[1]这个是一种非常有理想精神、具有前瞻性的一种言论。所以说呢美国人这种理想主义精神呢，使他们能够在很困难的时候，哪怕在这个社会的草创时期，都在力争要有更高的文化的创造。正是在这样一种理想的刺激之下，美国才能够得到稳步的、迅速的发展。所以呢，你如果说美国文化具有实用主义特色的话，那么美国这种实用主义特色呢，它也是经过了理想主义来平衡的一种实用主义。这就是为什么英国哲学家罗素说，美国人总是昂首望天，畅想未来。这是美国文化的（这个）前瞻性。
第二帕结束
悬念小片
规则意识和自由空间
美国人怎样把二者和谐统一？
作为美国社会的最高规则–美国宪法
在美国人心目中有着怎样的地位？
《大国之路——世纪美国》世纪大讲堂正在播出
第三个问题，也是最后一个问题呢，我想讲一讲美国文化中的规则意识。 说到自由呢，大家就会联想到美国的政治体制，就是美国人所特别标榜和特别自豪的他们的民主政治；而民主政治呢，实际上就是一种讲规则和遵守规则的政治。
在民主政治当中，对权力的竞争必须要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这个规则就是定期的、公开的、自由的选举；对于权力的行使也要按照规则进行，这个规则就是宪法、法制和舆论监督。不按规则行使的权力，没有规则的权力，美国人把它叫做“任意专断的权力”，这种“任意专断的权力”就是暴政和专制的工具。
而且，在这个美国的民主体制当中，我们所说的这种规则，它并不是一种自上而下强加的，而是经过了这个规则所涉及到的所有的群体共同同意的，这样才能够制定规则。你比方说美国宪法，美国宪法是美国社会的最高规则，美国宪法是怎么制定的？它不是由当时的政府制定的，它也不是由某个圣人制定的，是由当时的美国人选举出一些专门的代表，在政府所在地之外召开了一个专门的制宪会议，制定了宪法的草案以后，然后把它交给各州，由各州再选举代表组成宪法批准大会，对宪法进行讨论，然后再批准，这样才产生了效力。[2]作为社会最高规则的这样一种宪法，都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制定的，那么其他的很多涉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其他的规则，特别是一些地方法规，那民众的参与的程度就更高了。
民主离不开规则，民主更需要对规则的遵守。所以美国人做事呢，特别讲规则，一个事情没有开始之前呢，先得要定规则。你比方说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费城制宪会议正式开会的第一天，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就任命了一个规则委员会来起草规则，给了他们几天时间把规则起草出来以后，会议又重新开始，又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来逐条地审议规则，来审议这些规则，来批准这些规则，达成了共识，然后才正式进入会议的议程。后来的制宪会议经过了100多天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发生了很多激烈的争论，可是会议没有中途散场，一直开到最后，提出了一个完整的宪法草案。
当然并不是说在美国就不存在破坏规则的事情，也不是说美国所有的规则都能够得到很好的遵守，我这儿所强调的只是，在美国文化当中，这种规则的意识，对规则的遵守，已经成为一种“心灵的习惯”。这种“心灵的习惯”它反映在很多方面。举一个大家熟知的例子，就是美国宪法所规定的选举程序，就是两年进行一次中期选举，四年进行一次大选，自从美国宪法实施以来，200多年时间，没有因为任何一种事态而中断过这种选举。1864年美国内战打得最激烈的时候，照样进行总统选举，而且对于挑起内战负有重大责任的民主党人，还推选自己的候选人来参加总统竞选。到了1939年和1945年期间，是二次世界大战，对于美国来讲那也是一个非常危急的时期，美国承担着为“民主国家”制造武器提供动力、甚至后来直接参与战争的重任，而且当时的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也是一个公认的全国的政治领袖；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照样要通过选举，通过四年一度的选举来确认他的权力，确认他职位的合法性。就这样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就可以看得出在美国政治当中，这种对于规则的遵守，确实是成了一种习惯。
刚才我们说到，宪法是美国社会的最高规则。在美国革命以前，世界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用成文宪法治理的，可是美国人为什么就要想到要制定成文宪法呢？这个里面呢就包含了他们对于这种宪法的功能、作用和意义的理解。在美国人的观念当中呢，宪法它最首要的功能是什么？是限制权力，限制政府。革命时期的人认为，说什么叫宪法，宪法就是“掌权的人时时都要遵守的规则”，宪法就是一种“保护自由的永久制度”。
宪法作为一种规则，它的生命力何在？生命力在于被人遵守，规则不被遵守是毫无意义的。所以美国宪法它之所以有生命力，就是因为它在统治者心目当中，在被统治者心目当中，它都是最高规则，它都具有崇高性和神圣性。很多人都注意到，美国人对宪法有一种崇拜宪法的情结。最早是托马斯·潘恩，就是美国革命时期写《常识》的这一位大思想家，他后来又回到了欧洲，他在1791年写了一本书叫《人权论》，他在《人权论》当中就提到美国人当中存在着某种宪法崇拜。在同一个时期呢，宾夕法尼亚有一个法官，他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人总得要有一个偶像，那么我们的政治偶像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的宪法和法律。”很多后来的学者他们也认为，美国宪法确实具有某种“圣经的性质”，美国人对于宪法的崇拜，有时候确实达到了这种宗教崇拜的这种程度。体现这种宪法崇拜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宪法最初的那个原始文本现在在哪儿，现在在华盛顿国家档案馆的一个高高的祭坛上面，放在那儿供人们去瞻仰、去膜拜。英国没有成文宪法，但是英国有很多宪法性的文件，这个宪法性的文件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宪章》；《大宪章》最初的原本在哪儿，在大英博物馆一个非常普通的展柜当中。《大宪章》的签署地叫兰尼米德草地，在兰尼米德草地只有一个标志物，就是一个纪念碑。这个纪念碑是谁立的？是美国律师协会立的。因为美国人把《大宪章》作为他们宪政的一个渊源来追溯，这就反映出他们对于宪法崇拜的一种程度。
第三帕结束
悬念小片：
当优越感袭来时，
美国人是否意识到了美国文化中已经屏蔽了的弊病？
傲慢和偏见
美国人如何面对国内的种族歧视？
《大国之路——世纪美国》世纪大讲堂正在播出
主持人：那您研究美国文化这么多年，感觉到他们的文化当中有什么是不可取的，或者说以今天的我们这个普适的价值观来衡量是相对落后的吗？
李剑鸣：比较重个人轻社会，这种重竞争轻合作。这种问题在美国十九世纪末期表现得非常地突出，要用“新个人主义”来取代传统个人主义。在美国的文化当中，有很多批判个人主义的不足的东西，所以就是说美国文化不是说它是一种非常完美的东西。
主持人：人们常常会说美国其实这么长时间以来，一直实行的是一种Double Standard双重标准，那么为什么它在对外和对内的时候常常会呈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特点呢？
李剑鸣：这就是跟美国人这个民族特性有很大的关系。他们以美国人为自豪，你要信奉美国最基本的价值观念，你才能够成为一个美国人。而他们认为世界上其他的人，除了美国人以外，很多的民族、很多的国家，他们不能够理解、更不能接受和信奉美国这样的价值观念，所以他们跟美国相比，就不处在一个同样的水平线上。所以他们在对待其他的文化的时候，特别是对待他们境外的文化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文化优越的心态，就会有一种文化的使命感，他要去改造人家。而且美国人，就说他们在国际事务当中所推行的这些东西，它也有人性的一个共通的弱点，就是所谓的强权逻辑。
或者说抵消它在国内发展当中所表现出来那些好的方面。
提问：李教授，您好，一直以来我们相信“船坚炮利”的物质主义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源所在，而今天您的演讲是从文化史的角度来说的，那么我想知道，“软实力”是不是比“硬实力”更有说服力呢？谢谢。
李剑鸣：这是一个非常有深度的问题。来从人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工作办事作风这些方面来切入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就是说如果说离开了人你来讲“船坚炮利”，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技术的引进，技术的发展，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一件最困难的事情，就像中国，在十九世纪末年[3]的时候，中国的海军曾经从技术的角度来讲、装备的角度来讲，已经非常地先进了，但是它在跟日本作战的时候，它不堪一击。根本的问题并不在于它的装备、它的技术的问题，这就涉及到有一个文化层次的问题了。而且就是说文化，它除了作为人的一种生活方式的一种表现之外，它还可以是一种——它的成果可以成为一种“软实力”。所以你今天判断一个国家的地位的时候，仅仅看它的物质发展，看它是否“船坚炮利”，这只是一个方面的标准；而且在今天来看，这个“船坚炮利”所起的作用看来是越来越小，因为大家都觉得这种强权逻辑已经是很难接受了，那么我们还需要有其他的方式。像美国今天对外界的影响，它主要不是借助于它的武力，而是借助于它的文化输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是说“软实力”它和硬实力同样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