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翔浅
青年文摘（红版） 年2期
1991年6月，居南悄悄从日本回国探亲，当晚却假冒国际长途给我打电话，约我第二天去家中看他的母亲。待我敲开门，却被他紧紧拥在了胸前。
两个月后，看着他再次消失在首都机场红色通道的另一端，我泪眼婆娑。而当我为了护照和签证历尽艰辛，疲惫地站在日本成田机场时，已是来年的六月。
那个六月的雨天里，居南把我的行李提进他的小屋时，我们彼此的感觉如秋日里落叶飘向地面一样自然。
对于这一点，我那研究古代文学的父亲有着同样的预感。他在我出发前一天与居南的通话中表现出了少有的紧张。他将我托付给居南，说我这次走，一是出国，二是出阁了。紧张中，他把出阁先说了出来，后面无法再揭更深一层的意思。那种尴尬和依旧认真的表情，让我的眼睛渐渐蒙上了泪雾。
到东京的第二天，我去楼下一个日本老人那里配钥匙。他斑驳的手推动着一小块金属不断磨砺时，我的感动也在心里肆意飞溅着——为了那句再会的盟誓放弃一切来到东京，正是为了和居南拥有同一把钥匙。
我们只是在异乡的环境里开始尝试着共同生活，婚姻那个神圣的字眼能否向我们走来，还是一个未知数。
最初的小屋是位于站台边的一座陈旧的小楼，10平方米的房间。那段生活现在回想起来，好像过去的无声电影一样，画面清晰动人，却是静默的。那时，居南的课程一天也没有休息，我一时找不着工作，除了上午的日语课，其它的时间都苦熬在鸽子笼似的房子里。我们的交谈全在下午居南从车站、学校一次次打来的电话里。居南在将近午夜时分下工回来，我听到楼下的门铃声便匆匆奔出来，隔着长长的楼梯和仰着脸看我的居南欢快地笑着，这欢笑也是无声的。
木制结构的房子，电车一过便微微打颤，薄薄的墙板晴天挡不住炎热，雨天的雨点好像直接打在身上。就因为居南一个人在此住了一年，也因为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归宿，所以这一切都是可爱的，连同房东老太太不阴不晴的脸色。
10天之后，我们开始奔波寻找出租的房屋。居南要实现他的承诺，给我一个真正的家。不久，居南告诉我说他订好了一套房子。去看房那天，居南显然是想给我一个惊喜，他站在我身后，等着我的反应。这是一间20平方米的房子，虽然也是木制结构的简易公寓，但墙壁雪白，有着雅致的日式推拉门，新换的榻榻米散发着清香，最重要的是两扇墙壁都有几乎落地的窗子。
每月75000日元的房费，虽然彼时我已开始打工，但这个房子还是已经大大超过了我的预算。我告诉居南说我们不该这么奢侈，应该先省一点，以后再过好日子。可居南的声音在背后响起：“我也这么想过，可现在我觉得，和你一起过的每一天都应该是好日子。”我没有回头，眼泪却簌簌而下，不敢相信说这话的就是过去那个我行我素的大男孩。
家就这样确定了下来，居南从菜店借了一辆小推车，我们像蚂蚁搬家一样一点一点往家衔东西。一个雨夜，我下工走出车站，见居南撑着伞，扶着打包好的行李在雨中等我。那晚刮着台风，居南的头发上挂着密集的水珠，半个袖子也被雨水打湿，身边的行李却被包得密不透风——那是我们仅有的家当。我心疼他为何在这么艰难的晚上苦自己，居南只是在雨中对我微笑。
由此，六月那个凄风苦雨的夜晚，便意味深长地定格在记忆里，挥之不去。我和居南一前一后拖起笨重的行李，走在已经不知往返了多少回的异乡小路上，第一次感受到了建立家园的艰苦和幸福。
家多半是空着的，因为从清晨到午夜时分，我和居南都在外面上学或者打工。工作的休息时间，我总会给家里打个电话，虽然这时居南也不在家，录音电话响起时，我说：“今天累吗?早点休息!”好像他就站在我的对面一样。家，就像一个巨大的保温瓶，我的牵挂存储在里面，即使居南错过几个小时之后才能听到，也一样具有温暖的热力。
后来，我们一起在“四季房”咖啡店打工。为了避讳恋人关系给工作带来的诸多弊端，居南和我被分别安排在了下午和晚上。假期里，我们又一起到另一家咖啡店时，时间同样被分别安排在了上午和下午。
每天下午走到咖啡店，店长总是告诉我居南十分钟前刚刚离开；而下工后赶到晚班的店里，居南又是一样刚刚离去。
也许我赶到车站，居南几分钟前就站在那里，甚至或许站台上响起的东洋音乐同时拂过我们的耳畔，而居南就在我前面的那趟电车上。可我从清晨到深夜匆忙的人海中却怎么也赶不上他，那种思念和牵挂，就在这十分钟、半个小时失之交臂的氛围里迅速成长着。
每天拖着铅重的腿走回来，似乎每个关节都已错位般疼痛，然而远远望见窗纱里泻出的那线灯光，却仿佛在长途的劳顿中看到了冲刺的信号，立即精神倍增。不仅因为这一天终于挨到了相见的时光，更重要的是在无法保持精致妆容的节奏里，至少要在开门时，能给爱人一个灿烂的笑脸。
家依旧四壁空荡，日式草席衬着白墙，很有点舍弃世俗的悲壮。岁末，我们小家有了一张粉红的地毯。我特意跑到中野车站，买回一条粉色小花的床罩，配上书桌前两个印着希腊夜景的黑白海绵垫，几支倒垂的干花，家里立即温馨一片。
时隔半年，我们居然又有了音乐可听：一家在日本发行的中文报纸举办征文活动，就因为一等奖是一套组合音响，于是投稿过去，它就成了我们家一件离不开的奢侈品。
自行车是居南冒雨跑了好几家店买来的二手车，八成新，淡黄色，十分秀气。居南接过了我一直骑着的那辆“高头大马”，它曾让我出过一次交通事故，接受过一次警察的盘问，还遭受过无数次同学给予的难堪。这黄色的小车是居南年底给我的礼物。
我们还有了一台朋友骑着摩托送过来的热风机。居南把他架在窗棂上，于是冬天也变得不再漫长。
我们甚至还有了一个小巧的加湿器，摆在一排书架的前面，恰到好处地中和着空气。
旧年的最后一天，除了学费、房租和必要的花销，生活也慢慢有了结余，我们便开始了在日本的旅行。那天，我们直奔秋叶原的电器街，买下了那架一直可望而不可及的相机。居南看到我珍惜地抱着它，伸出手臂搂住我的肩：“无论如何，家总是置起来了!”莫名其妙地眼睛就发涩。
听完新年的钟声回来，我给父母挂电话。我无法准确形容我当时生活的感受，只是戏谑着说:“居南还是死乞白赖地对我那么好，谁劝也不行。”
父亲最知道我，他从我的笑声里就能了解我内心的状况。他让我把听筒交给居南，对他说：“你把小浅接到身边，让她生活得这样快乐，只此一点，我们也从心里感谢你!”
当居南在外吃了一天的日本料理，我为他煮好一盘他喜爱的饺子时;当他穿上我为他熨烫的衣服，风采夺目地汇入人群中时；当我回家，发现已经过下班钟点而疯狂到处寻找他，为这种相依为命的感情啜泣时……我知道我开始成为实际意义的妻子了。
依然没人言及结婚，仿佛这已成为事实一样无需提起，却又仿佛在一起相约着某个特定时刻的到来。我的内心悄然期盼着一个盛大的仪式，哪怕是只有简·爱所得到的那句“嫁给我，简，说你嫁我”，也是人生一个巨大的盛典。
我从居南越发深情的目光中预感到这一天的临近。
真正成为居南的妻子，已经到了樱花遍地的季节。
那是居南28岁的生日，也是我来日本整整10个月的日子。一种比两个纪念日更为重大的感觉弥漫在我的周围，我决定在这一天里把我精心收藏着、写了满满一册的日记送给居南，这本是我打算结婚送给他的礼物。但瓜熟蒂落的感觉那么强烈地感染着我，于是我在日记的扉页上写下——“请收容我全部的日子”。
生日前的那晚，居南特地跑到车站来接我下工回家，已经临近午夜了，我们挽着手，开始快跑起来。为了不让这个特殊的日子这么快溜走，我们抢在12点之前分别点上了对方杯子里的蜡烛。我看着居南，这个五年前在阳光下摇动着手中的书灿烂向我走来的年轻人，仿佛在生命中也一步步地向我走近。
居南捧出一个硕大的蛋糕，像捧着一个刚出生的婴儿，他说:“一起生活了10个月，十月怀胎，也该到了收获的时候。”
我剪下彩带，蛋糕上用巧克力雕琢的一行汉字立刻让我的泪水扑簌而下：未来的日子里，请收下我。
它这样对应了我日记扉页上的话，居南打开日记时，眼泪也滚落了下来。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居南落泪，也是第一次看到一个男人的泪水，它是那么强烈地具有震撼力。
这一天我用真心等了整整5年。
第二天，我们第一次将学校和工作全部放了假，我们到大使馆登了记，然后回到一起打工的咖啡店“四季房”里。生日的晚上我才知道这里有多少居南的同谋者——居南和我相恋5年的事在店里传为佳话，他在店里预订的蛋糕上雕的那行汉字，店员一遍遍请他校正。而这一切，只有我浑然不知。
当店员们把我们拥到地下厅，几乎所有店员都站成了一排，在送给我们一大束鲜花之后，又默契地从中间闪开，露出一幅镶在镜框里放大的如半扇墙壁大的照片。那是上次集体出游时，居南和我在海边的合影。连居南也吃惊地看着，这次是连他也浑然不知的密谋。
婚后，家就安顿在中野那个偏僻的小巷里，一座二层小楼上，阳台的尽头有个阳光倾泻最充足的房间。你不必惊诧这房间的明媚，因为在这里，流动着日日更新的青春和爱情。当然，你最先注意的不会是这些，而是站在你面前的一对情侣，他们不仅是家园的主人，更是这房间中不朽的风景。
(刘文凯摘自《好日子》2002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