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的焦点、难点、突破点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 李成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
2012年，经济转型中的中国将迎来中南海政治精英的换届。海内外关于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日嚣尘上的各种悖论，似乎预示着这是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关键之年。从经济上看，一方面是中国在全球金融、贸易、消费领域举足轻重的强国地位的确立，而另一方面是中国房市泡沫和“唱衰中国论”的兴起。就政治上而言，一方面是中国国内政治人物公开游说和不同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如重庆和广东）互相匹敌的新景观，而另一方面是政治改革包括党内民主举步维艰的旧氛围。在社会领域，一方面是各阶层尤其是新兴的中产阶级和加速城市化中丧失土地的农民阶级维权意识的增长以及媒体商业化后的信息多元化，而另一方面是中共对公民社会、新媒体和公共舆论的严格控制。
面临挑战和机遇的中共领导人，尤其是中南海的新主人，会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中国的经济转型，改变中国的政治运作方式，应对快速变化中的中国社会？
领导层代际更替：希望和忧虑的悖论
正如中国正在发生的许多其它事情那祥，举世瞩目的十八大中共领导层的代际更替既给人“希望”又让人“忧虑”。
“希望”是因为，下一代，即“第五代” 领导人，较之上一代领导人，职业专长和政治背景更为多元化；由于青少年时期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风风雨雨，有更强的适应能力；基于改革开放时期的高等教育和工作经历，在政策选择上会更具全球视野。他們可能会对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行政体制的改革、和民主治理的尝试做出影响更加深远的贡献。
“希望”还在于，如果2012年的权力交接能够取得与2002年第三代领导人向第四代领导人交接权力那次一样的成功，并在未来几年中有效地应对各种挑战，对中国领导层和整个国家都将是一大鼓舞；如果中共最高领导层能够在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再次实现和平、有序、系统的权力交接，也将使国际社会对中国政治刮目相看。
“忧虑”是因为，当前中国社会日益增长的思想多元化和各类利益集团影响力的不断增加，不仅使领导层达成共识变得非常困难，而且会引发人们对这些政治精英人物能否凝聚民心的严重担忧；新一代领导层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可能会发展到一种不可调和的地步；政策分歧则可能使決策过程变得更加冗长和复杂，甚至陷入僵局；在一个缺乏众望所归的强势领袖的年代，民众似乎不能忍耐、也不会允许领导人有诸多犯错的机会。
“忧虑”更在于，即将到来的2012年秋中共十八大和2013年春十二届人大的换届，有可能是近30年来北京最高层权力交接规模最大的一次。在党、政、军三大系统，即政治局常委会、国务院常务会议和中央军委这三个最重要的领导机构中，每个机构都约有70%的成员将实现新老交替，其主要原因是年龄。2013年后，负责中国政治和意识形态事务、经济与金融管理、外交政策、公共安全和军事运作的首要人物几乎全部都将是新面孔。在新的人事上，尤其是在政治局及其常委会委员的任命上，会出现激烈角逐，派别间的內斗可能失控，从而导致一种混乱的局面。而竞争九常委－－中共最高层决策机构的席位－－则可谓是现今中国政治的焦点、难点和突破点
影响中国改革的八个趋势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马国川
年终岁尾，一个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话题是“中国未来的走向”。由于明年执政党召开十八大、后年中央政府面临换届，这个话题益发引人遐想，答案扑朔迷离。
历史的结局总是嘲笑预言者。其实，与其费尽心思预言未来，不如梳理现实的脉络，毕竟，“现在决定未来”。在笔者看来，现实中国社会的八大趋势影响、甚至决定着中国的未来走向。
第一，政府权力越来越大。21世纪之初，关于政府改革的呼声颇高，政府高层也多有呼应。中国总理温家宝上任伊始，即提出政府机构改革，声言“关键在于政府职能的转变，成败与否在此一举”。而“转变政府职能”的关键，在于公权力退出微观经济领域，转向提供公共服务。可是过去的几年里，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公权力不但没有退出，反而对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进行频繁的直接干预，就像时下的一句流行语所说的：“看不见的手越来越看不见，看得见的手越来越看得见。”无孔不入的政府干预越来越严重地扭曲市场经济机制，影响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恶化社会各阶层的关系。
第二，司法改革偏离正途。前最高法院院长肖扬卸任以后，中国的司法改革出现一些新的动向。有人批判司法改革职业化方向，力倡司法民主化，欲回归大众司法。中国共产党偏安陕北时所谓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再度受到欢迎，而重庆的“打黑”一度如火如荼，令法学界忧心。司法本应以制约公权力为旨归，近年来却一再强调“为党和国家大局提供司法保障”，司法独立被完全抛弃，几乎沦为维稳工具。法学家贺卫方有一首诗：“棋局交困兵马车，法眼迷离儒道佛。庙堂新招频频闪， 摸起石头过旧河。”写尽对中国司法前景的忧愁和愤懑。司法改革并不是一个局部问题，它关系改革的全盘，司法机制的弱化，会让所有政治与经济改革失去保障。
第三，经济增长方式难以转变。“十二五规划”设计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初衷很好，也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和世界经济潮流，但多年来依靠投资和出口驱动的增长模式，已经形成了一种“路径依赖”，在缺乏正向激励机制的情况下，那些从中得益的人不会放弃既有做法，例如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出口企业对补贴政策的依赖等，他们甚至会阻挠改革。另外，中国过去30年里虽然实现了高速增长，但这场“奇迹”并不独特，可以说是苏联模式和东亚模式的结合，弊病很多，政府究竟想要实现什么转型目标，目前也只是停留在文件和口号上，没有明确的指向。波兰前总理科勒德克曾在接受笔者采访时比较波兰改革和中国改革，他说，1989年之后的波兰改革是知道“从哪里来”和“到哪里去”，而中国改革则是不知道“到哪里去”，这让人对中国的未来难以判断。
第四，利益集团不断坐大。30多年改革开放、政治稳定和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一个副产品，就是那些能影响政策走向的特殊利益群体变得越来越强化和固化。最能说明这一问题的现象是，一些可能损害利益集团的法律迟迟不能出台，出台后又得不到有效执行，起不到预设效果，例如，《反垄断法》千呼万唤始出来，且最后文本大大弱化了对行政垄断的制约，只有在作为部门利益斗争工具时才被使用。利益集团的强化造成很多领域的改革迟滞不前，有些方面甚至严重倒退。老百姓对利益集团基本没有制约能力，而靠政府制约或利益集团之间竞争的制约，又不足以抑制其损害。在这种情况下，国进民退的倾向越来越明显，整体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遭到损害。
第五，腐败愈演愈烈。刘志军案是近年来最突出的例子。单从这几年公布出来的腐败案来看，涉及官员数量和金额就在呈几何级数的增长，虽然执政党一再声言要整顿吏治、严惩腐败，但现在还看不到一套可以阻止和有效减少腐败的完整的、健全的制度建构，在有些地方，腐败反而更加公开化，甚至成为既成制度的一部分。事实证明，不抑制政府权力，不实行民主监督和权力制衡，腐败问题不但无解，反而会变本加厉。
第六，思想争论激烈，社会共识破裂。目前中国社会思潮之多、之复杂，为近十年来之罕见，各种观点碰撞、争锋，互不相让。鲁迅先生说过的“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用来形容当前思想界的状况，也很形象。在五花八门的观点之下，实际上共识越来越稀缺。思想争鸣和多元化是一件好事，但是，中国并不像西方社会那样，有一套通行的价值观、一套多数人视为正确的道理，作为主流思潮和社会的稳定器。相反，官方确立的“主流价值观”在民间遭到普遍嘲讽，民间的思想倾向又千差万别。这种混乱让改革缺乏中心思路，左右摇摆，稍微有些成果，志得意满的情绪就开始蔓延，使改革无法深入。
第七，社会不满累积，群体性事件频发。虽然乌坎抗议的和平解决是一个正面例子，展示了一些令人振奋的迹象，但频频爆发的其他群体性事件依然反映出，中国还没有习惯以遵守规则的、现代的、法治的方式来解决社会冲突。在很多时候，执政党以自己习惯的政治方式，如派工作组来解决问题，常常把利益问题解释成政治问题，把法律问题政治化，再加上地方政府和利益集团的腐败、滥权是群体性事件的重要诱因，这样的处理方式势必激起更多不满。最近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任何人都无权剥夺农民的土地财产权，说明对土地利益的剥夺，已引起中央政府的极大关注和警惕。短期来看，群体性事件难以缓解，因为产生问题的根源没有解决，处理方式也没有机制化，这往往使新生的矛盾更加尖锐化。
第八，外部世界不确定性增强。可以说，2011年的世界史始于北非，“阿拉伯之春”给许多国家敲响了警钟，目前还没有终结的迹象。由于普京坚持要连任，俄罗斯的政局走向和国家发展方向变得更不明朗。随着金正日的去世，东北亚局势更趋复杂和紧张。2012年还是许多欧美国家的选举年，尤其是在欧洲债务危机和美国经济不振的背景下，西方的新领导人可能放大一些议题，打“中国牌”或将中国作为指责对象，导致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更加充满变数。这些外部变化都会与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交互作用，影响中国对外开放和改革。
21世纪以来，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全球化不断深入，中国在不断调整姿态来应对这一潮流，但应对的成功与否，主要还是取决于中国自身的适应力和应变能力。未来中国的变化和全球化产生冲突，也是一种可能的结果。虽然中国改革史也不乏惊喜、不乏危机中的峰回路转，但回想十年前，知识分子对新政的期待和希望的破灭，也警告我们不要对未来有所幻想，宁肯想得更审慎一些。事实上，如果上述的八个趋势不改变，中国的未来至少不会像世界所期待的那样乐观。
